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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国法竟被侵犯，在此际，阁臣惟有请命于巴力门，随后通过一宗赦免法案，以求庇护。

建立一套完善的事后审查机制，是事后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最核心之要义。首先，审查应急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即考察是否发生了突发事件并产生应急需求。

迄今还未出现一起各级人大常委会事后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应急行为的公开事例。[8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行终37号行政判决书。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等等。方某某诉称拆除行为违法，诸暨市政府则辩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工作的通知》，‘城镇危旧住宅房屋存在事故隐患达到相应程度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表明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应急工作结束后，对行政机关的违法应急措施予以审查，并撤销违法措施。

飞驰公司诉称小榄镇政府应采取的措施为加固措施，而非拆除，小榄镇政府辩称台风虽然可以预测，但是台风作为自然灾害，其强度和造成的影响瞬息万变，不能够对其破坏力做到事先预测，拆除措施符合客观事实状况。[81]这是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误解，因为该原则恰恰要求审查应急行为。[58]便民原则要求行政职权的委托应当方便公众的申请或参与，因而特别法主要应设定更接近公众的下级机关作为受委托机关。

[63]［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04页。义务主体违反了所负的义务就成了责任主体，因而法律责任的主体和法律义务的主体也是同一的。因此，特别法不得作出允许受委托行政机关再委托的规定。能为规定，是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能够采取或不采取某种举措。

[89]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18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一般管辖并不是以行为、结果或原告所在地为标准，而是以被告的法律地位和所在地为标准确定的。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而不具有任何固有的权力，所谓公权的行政保留是值得质疑的。

但在《行政处罚法》（1996）把委托对象限定为事业组织后，原有的行政机关间委托的法律条款被纷纷废止或修改，如2005年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不再规定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治安处罚，表1中规定行政机关间委托的有效行政法规仅剩3件。[22]前注[18]，盐野宏书，第25页。该10平方公里地域正好是乙地A乡的整个辖区。在依法治国原则确立之前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曾规定批准劳动教养的委托，现在已被废除。

[28]刘长江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203号行政裁定书。在梁训茂案判决中终审法院认为，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被告，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的规定具有相对集中行政强制权。[59]如《浙江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4条第3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对农村住房建设的常态化管理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可以受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委托实施相关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法》第24条第1款关于县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的规定，既是上述中央政策的法律化又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总之，授权与委托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存在行政机关委托的意思表示，授权无需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无论是事务委托还是职权委托都必须基于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37]参见前注[2]，叶必丰文，第47页。

委托关系合法的法律依据是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委托规定，但委托关系成立的法律依据则是行政机关委托的意思表示（决定或委托协议）。[10]这一规定为现行司法解释所承继。

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试行）》（1982）可诉条款中的法律扩大解释为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如《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28条第2款不应该规定国务院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而应该规定省级或县级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79]参见周公法：《职权继受和职权更替》，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41-143页。今后职权委托的立法，应明确规定以受委托机关名义实施行政行为，从而表明行政职权的转移并区别于事务委托。巫军等：《湖北撤掉非法站卡1500个》，载《法制日报》1990年10月25日。这样，它们就可以成为受委托机关，并已有较多特别法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第3条规定，省级政府可委托有关机关批准劳动教养。[5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0页。

这是因为，第一条路径的修法只能解决行政职权的部分纵向转移，第二条路径即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制度既可适用于行政机关间行政职权的纵向转移，又可以适用于行政机关间行政职权的横向转移。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与民事代理相同，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承享法律效果，司法上认为不需要特别法的依据。

执法权下沉到乡级政府系行政职权的转移，且由承继职权的乡级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因而无法通过行政助手技术加以解释。[26]前注[19]，室井力主编书，第281页。

一个行政机关将其全部行政许可权或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并不会颠覆法律所配置事权的整体结构。该说认为，职权继受的，承继机关不仅应承担其继受后实施行政行为所引发的法律责任，还应承担原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在继受后才发生的法律责任。该法第18、19条规定，行政处罚的受委托组织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这两个要件上的欠缺，对外并不影响代理或委任关系的成立，是可以通过认定加以补救的。

[51] 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必须有特别法依据，并不意味《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特别法授权条款是多余的。专属性的行政权，既不能由行政机关自行委托，也不能由特别法规定行政机关委托。

当前的区域合作或地方合作，主要是一种行政机关间的合作。[47]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态度是针对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而言的。

[13]并且，该法第21条所规定的委托对象，也由原《行政处罚法》的事业组织修订为组织，从而可以包含行政机关。由此，也可以合理地推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行政机关间委托条款的变迁。

《森林法》后经多次修正，其委托条款一直得以保留。张广坡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4558号行政裁定书。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2）第33条规定，警告、5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裁决。[48]参见门中敬：《论宪法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之区分——以我国行政保留理论的构建为取向》，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12期，第24页。

如果法规命令不能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就是一个无效的法规命令。今后，修法仍将是实现改革合法性的可选路径。

[6]这样，可诉性条款进一步增多，如《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1982）第28条等。[7]［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59]高效原则要求行政职权的委托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因此在有必要时可以设定上级机关或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职权法定原则体现在《行政许可法》之中，就是第22条行政许可由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